我在这里(2)
学生的眼睛里,有一层光亮透出来,真的吗?老师!我肯定的点点头。学生有些惊讶和雀跃。她可能不太相信,这么成熟干练的人,也曾经有过和她一样的历程。但我看见了,我看见女孩儿眼睛里的自信,正一点点的漫上来。
说起来,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如今,我的这位女学生,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护士。她一直很尊重我,庆幸在她初入职场的时候,遇到了一位很好的前辈,给了她足够的自信。可她一直不知道,我也很感谢她。我曾经从她身上,找回过青春年少的自己。而她那句“老师,我怕”,更是让忙碌工作,看惯生死,心灵渐渐麻木的我,心头漾起了满满的温情,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在单位,每年都有新分来的医生忙着考研。年轻人没地方看书,冬夜又太寒冷,逢着我值夜班,便有人抱了书来门诊看。我也是一个安静的书虫,只不过我看的都不是专业书。说起来惭愧,虽然我仍在临床一线工作,也被评过优秀护士,但我一向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书。至今我都认为,在求学时期,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学生。
我不喜欢我的专业。一跨进卫校的大门,我就感觉进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厌恶解剖课,那些惨白的骨头,令人作呕的尸体,那些被福尔马林浸泡得发黑的器官内脏,都阴森冰冷得让我深感痛苦。许多尸体从别处运来,用黑袋子装着,被人从车上咣咣地扔在地上,再被人抬去地下室扔进泡尸池。 我不知道那些尸源来自哪里,我总是在想:那些尸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场?他们生前是做什么的?他们活着的时候有着怎样的人生?他们的亲人在哪里?他们的亲人怎么忍心让他们死后躺在这里任人屠宰?当那些刀子深刻或者轻浅地划过他们的躯体之后,那些显露出来的黄黄的脂肪让我呕吐不已。地下室里那口大大的泡尸池里,几个儿童的尸体更让我无法忍受。当老师们毫无表情地用钩子钩起一个个小小的头颅时,我就不寒而栗。
我几乎夜夜失眠,清晨又被高音喇叭叫醒,晕晕乎乎地起床,做操,吃饭,上课。于是我白天浑浑噩噩,连中午睡觉也恶梦不断。有一次上解剖课,安排晚上去标本室看骨骼。惨白的灯光,照着骨骼架上一堆堆的白骨,阴森森的,我浑身的毛孔都竖了起来。那一晚整个教室鸦雀无声,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对照书本的解剖图认骨头。我高度紧张地看着一块椎骨,突然面前伸过一只惨白的手来,我啊的一声惊叫起来,吓得所有人都站了起来,那只惨白的手也被我惊得一哆嗦,一盘子的骨头落了一地——原来,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,拿了一托盘骨头准备放到桌子上来研究。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,冷汗顺着脊背直往下流,从那时起,我就有了心悸的毛病。还有一次上解剖课,老师端了一托盘黑乎乎的肠子,用手拿着给我们讲解肠子的结构。那是上午第四节课,下课后,我看见老师直接拿了碗去食堂。从那以后,我一看见食堂就想起了肠子,这样一想,食欲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最怕的还是教学楼的三楼走廊里林立的那些装着标本的玻璃罐子,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尸体面目狰狞地陈列在幽暗的走廊里,每次走过那里,我就像闯鬼门关一样,牙关紧咬,目不斜视地冲过去,脚步声踢踏出来的声响,让自己生出有人紧追在后的深深恐惧来。所以不到万不得已,绝不轻易上三楼。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我期末的解剖课补考。
第一个学期就在我噩梦般的感觉里,度日如年地过去了。在那些尸体面前,死亡让我感到恐怖,我的人生观受到了严重的影响,我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,也不知道,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尊重生命,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体现?
我用了相当漫长的蜕变过程,努力地适应我的职业,改变职业带给我的种种不适应。至今,我还是害怕看见尸体。前不久,我给一个被火烧死的孩子拔除身上的点滴,仍然心有余悸。那个花朵般的孩子,转瞬间就被一场大火凋零了生命。我帮助她的家属,给她换上了漂亮的衣服,戴上了漂亮的手套,穿上了崭新的鞋子,然后在脸上盖了一块鲜艳的红帕子。小女孩像睡着了一样,安详,从容,美丽,静谧。我想,对于生命,这就是我能给予的尊重。
后来,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,讲的是德国宾根的医学生上解剖课和对待尸体的处理:
“50多具完整的尸体,摆放在解剖教研楼里供学生学习使用,每年解剖学习结束后,用过的尸体都会得到妥善的处理。而下学年来的新生们,又将从全新的尸体上开始学习,每年如此。解剖考试结束的第二天,学校就在市大教堂组织了一场集体追悼仪式。除解剖系所有教师,员工和全部上解剖课的学生外,还来了一些接到通知的死者家属亲友。更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群体,他们要么歪坐在轮椅上,要么自己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慢慢走进来。这是一些打算自愿捐献遗体的人们。